299)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首都红代会等代表时的重要讲话（ 1967.8.11 ）
（录音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时间： 八月十一日晚 9.30 ——十二日凌晨 1.30 地点：人民大会堂 陈伯达同志讲话 昨天大家在这里讲了些意见。有各种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考虑一下。我们也有些看法，不知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以来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极其辉煌的胜利。这个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是世界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革命。在我们国内有几亿群众从过去剥削阶级的麻醉中醒过来。这次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革命运动的出发点是信任群众，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毛主席提出的路线。这是过去领导革命的路线，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有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对全国革命的形势，特别是一年多来，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做一种适当的估计，正确的估计。 我们是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胜利的道路上。毛主席这样说：形势大好。全国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革命的运动是波浪式的前进，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进。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仅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也是波浪式地前进，也是不平衡的。就北京来说吧，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些。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左右。工人阶级，他们的运动力量比其他阶级大得多，大多少倍，但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有些发展，但是还是不平衡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在北京，一年多以来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多的革命锻炼，但是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还做得不够。大吵大闹的事情兴趣比较大，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不总结经验就不会提高。到处闯，想当闯将，闯的思想比较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学习，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比较差。怎么根据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思想来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考虑得比较少，这种估计对不对？不一定对啦！还有，压倒旁人，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看对不对？ 你们学生本身也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究竟怎么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排出个方案来。前一个时期，一说要与工农结合，一哄都到工厂去，工厂里工人都没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在车间里影响工作。说是下厂要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习到什么。还有很大的一个毛病，你们下去不是当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观点也带下去，这对不对？这种估计可能是错误的。你们说北京有两大派对不对？谁知道你们是两大派还是一大派还是三大派、四大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结果你们到工厂去，你们去了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搞得人家分裂，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也要充分估计。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不是要当先生，这样就不会把派别斗争带下去形成两大派，结果影响人家生产，这是不好的。 从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去大串连，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许多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中央、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都会写上去。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就觉得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了，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连的号召。现在，爬火车的是不是回到学校啦？（向谢富治同志）谢富治同志，你们做了工作，火车上的人下去了没有？你们要和群众商量，在北京要和谢富治同志商量。你们没商量就搞大串连，还把第三次大串连加到某个人身上。好象有什么人号召你们搞第三次串连，我们可以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社论，针对武汉具体问题的社论，好，你们就找到了一个题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可是你们不愿意做这个工作。最近有这么一种舆论：说当前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经过一年来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史无前例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我们的估计，与中央的估计相反。说现在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不是说你们都是这样，这是个别的，个别的派别有这种估计。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是我们估计对，还是你们个别人的估计对？请你们做一个判断。如果这样一个估计，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对你们一年的奋斗、斗争，不管在北京，不管大串连，我们都做了充分的估计。你们就把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我们中央和你们的估计相反嘛，中央说你们做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说是复辟的前夜，你们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我看，不是说你们全部，个别的有些同学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思想就徬徨了，行动就徬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连，出去闯，包办代替，好象各地群众没有北京学生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前一个时候出去串连，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呆下去，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全国许多地方有两大派，不知说的对不对，如果说的不对，大家可以警惕。全国形成许多派，争论不休，无原则的争论。原则的争论我赞成。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有些同学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或某些地方的革命，这种思想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不符合的。对不对？ 从历史的观点看，从发展观点看，开始的时候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有些人想包办代替就起消极作用。你们学习得不够，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够，不会根据毛泽东思想来总结经验，在有些地方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比如武汉问题，中央做了正确的估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前进。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中央是这么一种估计。可是有些同学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大规模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估计是不一样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做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原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刘丰同志，中央是信任他们的，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去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个别的同学谈过：我们在北京市有大量的工作可作，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作，这是艰苦的工作，大批判、各单位的斗批改，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有大量工作可作。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作得不错，你们有许多小报搞得不错，有些批判文章写得很好，但还要更提高一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应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的成绩。你们现在思想上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口号啊，说是“内战外打”。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还有一种人想入非非，有个“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是对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五·一六”这个小团体呀？（答：知道）你们觉得对不对？（答：不对）你们怎么没有揭发嘛！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但要提出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相信大多数干部，相信人民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头脑简单化，不要直线，我和同学讲过，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准备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是五点考虑意见，现在给北京市讨论）在没有离开学校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浮动嘛，不要当逍遥派。我今天就讲这些，不知对不对，与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见了，原来在武汉事件（ 20 号 ) 那时候就想提出和同志们见一见，听一听同志们的意见，交换交换意见，但是后来一直就拖下来了，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更早一些和你们交换意见，现在晚一些。比如，各校走人的问题，如果早一点提出或者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啰。有的学校走了五、六千，清华走了五千，开始走人，知道，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全都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一个观察的时间，如果提早一点是不是可以帮助同志们冷静安静下来。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成。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了的，我没有准备，反正和同志们交换意见，错了，同志们批评我们。 我觉得关于形势问题，应该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说形势大好，你们思想上不通。如果拿现在的形势与去年这时候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来看问题，是不是现在是大好形势呢？你们说啦：去年没有武斗，现在有些地方发生武斗，这是形势不好呀！其实不然。比如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得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为什么说现在形势比去年大好呢，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虽然是一小撮，但是他掌握了政权，他有权，还比较强硬，他还可以调度。而现在，他瘫痪了。这一点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那么有一小部分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在背后操纵，用武斗的方法，我提的是背后有人操纵的，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消灭革命派的武斗，这样说他是更强呢？还是更弱呢？我觉得是弱了。武斗不可能是多数人，我们每个人想一想，党中央、毛主席从来是呼吁要用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革命群众遭到残害、受伤。可是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大革命，不死伤几个人哪儿有啊！我不是说死人是应该的，不是这样的，因为敌人是一定要反扑的，还要较量的。有些同志想快过去了吧？怎么没完没了的。我看急不得的，两个阶级到处在较量。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因为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他们自己本身处于瘫痪，就只好秘密地在幕后组织少数人搞武斗。这个武斗是很厉害的，我是想了很久的，而且非常难过。看了这方面的材料，当然这些材料有夸大的地方，有些是没有核实的，但有一些核实的。而操纵的少数人也不都是自愿要搞武斗的。我曾收到有个人写了一封信，是个武装干部，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人了，四个阶级兄弟，他摆脱不了，他不写自己的真名字。他想跑，跑出来以后，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封信是真实的。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得吃喝嘛，这是有限度的。今年一月，去年冬，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目前，有一些地方也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比较强有力的，他掌握政权，现在他瘫痪。过去许多群众不知道，现在有些群众知道了，有些群众受蒙蔽不知道。比如江西莲塘，突围出来一个小将，向南昌突围，几百人，中途遇到了埋伏的敌人，是有武装的对立面，全副武装，这个小将受伤清醒后，是在一个农民家里，一个老大娘招呼他。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受伤了以后，他们把他逮捕送进了一种特殊牢狱，他呼救，农民听见了就把他抢下来，可见农民不是一定要对准革命小将，是不知道。结果又把他搞到监狱里去，又毒打了他，打晕，可能以为他不行了，死了要埋一埋，就是要活埋了，农民没有舍得埋，送到这个老大娘家里去，群众觉得很难过哭了，说你不能在这里久耽了，我设法把你送到南昌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有些群众是不明白的，受蒙蔽的。如果说明白了，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进城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他们一旦觉醒了，就不会帮助敌人的。所以还是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武斗也就不行了。 关于形势问题，我个人有这个看法，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今后会更好，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分析是有矛盾的，昨天听了，虽然听得不够多，但是我们看的材料和听的差不多。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武斗的地方很复杂，危险了，形势不好了，另一方面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这不是思想很矛盾吗？（插话：是落后的北京）啊！落后的北京那就是指武斗了，要北京搞大武斗那才是先进的吗？我觉得逻辑上是解释不清楚的。我觉得北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有它先进的地方，也有一些落后的地方。正象伯达同志所说，应该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不对了。比如，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大会对全国来说起很大作用，这能说北京落后吗？有些看法不一定妥当，是可以讨论的，当然啰，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正象我不愿意把我的看法强加给你们一样，你们觉得我说得不对，完全可以不听，可以睡觉。这是我学习主席。主席说，听报告讲话允许睡觉。当然，也有一些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派的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合问题，我还是想强调，提倡你们搞革命的大联合好呢？还是搞分裂好呢？我看还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好。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革命，为了战胜敌人，在大革命的前提底下，就是说要一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这是大前提，一个革命者，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很多革命小将都经历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处于自然状态时还好一点还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搞成两大派，就在中南海门口打架。既然都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我想不通，你们谁能够答复我吗？说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无政府主义？没有个人主义？没有风头主义？能这样说吗？我说有，当然不一定是普遍的现象。你们的请贴，去年你们给我们请贴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的请贴一步一步发展越来越讲究了，我都说不出来了，这个现象是不好的，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有的本色，我们主席向来是提倡节约闹革命的。 在火线上都不能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还打内战？这个问题你们想了没有？个别单位还搞了很多自己的展览。我在这儿说清楚，我有几天日子不好过，都是好心好意，但我觉得很可能把我吹捧得要跌倒在地，跌得粉碎。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付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不了多少事，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更况且有时还做错了呢，看了心里就感到非常不安，最近改了，我心里就舒服了。最近有少数单位的负责人，革命造反派单位的负责人，都是搞自己这一套，把象挂起来，我听说的，我没有自己去看，有没有啊？还拍起电影来了（有人插话：差不多），还开展览，还演起戏来。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的腐蚀，要增加一点抵抗力，免疫力，头脑里想到个人这些东西，我这个小团体这些东西，我在那儿出一个名，都是我，考虑得都是我，把这个我考虑在集体之上，这怎么能搞革命的大联合呢？首先是集体，为了革命，我们就是集体，就是团结广大的人民，才能胜利。要是我们几个人，能不能战胜敌人呢？所以我觉得应该大力地强调革命的大联合，求同存异，不能革人家的命时你们很舒服，革自己思想那个“私”字的命，可就难了。 不搞革命的大联合就无所谓真正形成大批判的高潮。打内战，就没时间了，你们的时间都专打内战了。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的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组成一个领导的班子，才能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也许同志们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懂得多呢！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呼吁一下。因为这个大批判就是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在每个角落里都要进行批判，那么这就跟每个单位的斗、批、改不可分割。而且并不矛盾的，现在，你们就是坐不下来，刚才伯达同志讲得对，冷静不下来，对自己本单位的事不感兴趣，或者是少数人忙忙碌碌的到处跑，或者是想出去窜，当然就没有在自己的思想上提到应有的高度。 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个责任在你们身上，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替你们去斗，不能替你们去批，不能替你们去改，这是主席的话嘛！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分清敌我友，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尽可能的多数，还要利用敌人的矛盾，这样我们就能够把这个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真正的走出一条路来。路是人走出来的嘛！现在的问题是喜欢跑，不喜欢动脑子，动脑筋当然更苦一点了，就要冷静下来，想想自己的百年大计，别的地方也有革命造反派么！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每省都有，都是搞情报啰，这个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回答：撤回来了） 七月二十二日 ，我讲了几分钟话，只有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来歪曲我的话，那也是不妥当的。这是我想了很久的一个问题，真是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革命小将遭受迫害，我想了一个时期，恰巧，河南二七公社在斗争中提出文攻武卫。我当时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还是强调要文斗，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进行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坏人在后头操纵的武斗，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我就找不到柳条帽钢盔，我就找不到那个矛，我们身边怎么都没有啊？很简单，搞武斗是有人操纵的，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最近，有些地方形势有变化，形势经常有些变化，这是局部的。昨日象南京有几万人武斗，这是一个例子。（谢：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对，中央所在地嘛，毛主席所在地嘛！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支持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背后操纵，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对这样情况，第一条要宣传，在广大群众中暴露他们的阴谋，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在那捣乱、破坏，他们就孤立了。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是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是少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还能组织少数人武斗，革命派处于劣势，没有武器，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闷死了。在这种情况下，象河南二七公社，他们提出文攻武卫，你向我来进攻，我就要还击你，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的处境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一套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能卫呢？所以我觉得是各取所需。出于需要，出于必要，对革命有利，在有一些地方，条件具备了，应该自卫，不然革命派就遭屠杀、迫害。可这不等于说我提倡武斗啊！听说，有的地方两派斗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断章取义，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绑架了谢富治、王力同志，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廿二日，你看，问题就可以看出来了，廿二日一天解决问题。我所说的解决问题，就是他无所作为。这样，我就有必要支持革命派。在最困难的地方，还不占优势，或者是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让革命小将自卫啊？没有道理。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那是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要勇敢，要谨慎。 伯达同志刚才讲了，有个秘密组织“五·一六”的问题，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一个大革命中是难免有一些人浑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从“左”的方面，有的从右的方面想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是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错误，我们力求改。但是决不允许浑水摸鱼，象“五·一六”这样的秘密组织就是做破坏活动。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芷龙、芷戈、伏虎。这个传单有十条的、十二条的、二十二条的，很多。总而言之，这个传单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个东西很象国民党特务干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核心的绝密策略”，你们看到这种反动传单了吗？据说是假工代会搞的，他们在七月中旬、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井大街公开张贴，搞这些玩意，这是要提前注意的事情（谢副总理：与“五·一六”有联系）。刚才谢富治同志说，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个我们搞不清楚，这要向广大群众讲清楚，这是一种破坏行动，凡是革命的左派都应该提高警惕。 此外，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成多少派，这一点是不对的。我们是不是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同，那有，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始终能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周围工作。一定要把我和伯达同志说成一派，是不是？可能还有戚本禹同志；把关锋同志与康生同志说成是一派，这就很奇怪，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内部的事情呢？根据什么呢？ 跟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在去年大字报以前，我不知道她这个人，因为我接触的人不多。那么她大字报出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接触也不多的。她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她错的，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所有的同志，我们都是这样的。你们对的就支持，双手拍掌，用一切方法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当然我们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你们也可以驳，可以批评我们，但是不允许闹分裂，我总觉得这里有点鬼，有只黑手似的。你们说，我这个怀疑有没有一点道理？昨天有一个同志，人大三红的同志讲得有点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中，伸到革命小将中，还想打我们的主意。肯定要失败！对于革命小将，我也肯定他会失败的，因为革命小将自己总是要提高嘛！总是要革命嘛！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同志嘛！坏人总是少数嘛！应该满怀信心。主席在做斗争时，总是想两方面，分析形势，充分地想到对革命不利的一面，但是，向来是满怀信心地进行革命、领导中国革命，这一点恐怕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如果对形势没有正确的分析，对自己本人没有正确的分析，不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受到挫折。我们应当满怀信心来领会主席的思想，来领会中央的许多文件，来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无产阶级左派。不是提起两只脚就走，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的。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总是要试一点嘛！失败了再来嘛，要有这点英雄气概嘛！这并不妨碍你们参加大批判。师大也在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比较艰苦。 我今天的话讲长了，可能同志们听腻了，结束吧。 康生同志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因此，我没有多少可讲了。 讲到分析形势的问题，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具体的说明了这个问题。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所讲的，我们林副主席所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江青同志很具体地、扼要地用比较方法来看当前的形势。我有个具体的事例补充。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了“ 5 · 16 ”（通知）， 五月十七日 《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两件事。就是说，这两篇文章不仅是根据主席的思想写的，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亲自写的。 五月十七日 那篇文章讲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讲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大好形势，讲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文章中还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阶级、阶级斗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解决，列宁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叛徒考茨基》里讲到，被打倒的旧的剥削阶级，他时时刻刻想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也在《左派幼稚病》里讲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残余，而且小生产习惯势力天天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列宁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来不及也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一九二八年以前还承认有阶级、阶级斗争，到了三六年就否认了苏联存在着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直到他逝世前的一两年才稍微觉悟了这个问题，所以说斯大林他的缺点没有把整个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阶段看成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是谁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呢？是伟大的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巨大意义。 文章的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在中国是长期的，不要以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也不要以为两次、三次就能解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文献上有记载。难道我们当前还不是大好形势？！不仅是中国的大好形势，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好形势。 但是我们有个别的同志不仅不认识这个问题，而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去猜测“ 5 · 16 ”（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 5 · 16 ”（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三个阶段，有三个里程碑。这些同志的根本问题局势没掌握好毛泽东思想。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叫“ 5 · 16 ”，应当说他们的名字不配叫“ 5 · 16 ”，他们是诬蔑“ 5 · 16 ”。 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千百万群众中去，使群众自觉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史无前例的创举。最近一个英国共产党做工会工作的代表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参观。他看了以后回来就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诬蔑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想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觉悟这么高。我回答他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苏修是不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接交给工人阶级自己，交给广大劳苦群众，那些诬蔑我们的人是缺乏起码知识的。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接交给工人阶级自己，这是文化大革命不可轻视的巨大成绩。 我们对毛主席著作要好好学。我们应该检讨，我们学得实在不够，希望同志们多想一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了多少，应用了多少，活学活用了多少，这是我们经常应该想的，也包括我在内。少打点“内战”，不要光想掂着两条腿这里跑跑，那里逛逛。多多的想想这样一个问题，不要觉得自己是革命的，不得了了，已经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没有那么回事。如果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那我们还不晓得要差十万八千里，要我们同志好好想想，我们有什么证据来说这个问题呢？就拿 5.17 社论做例子来证明我们对毛主席思想学习得很不够，对时局得分析常常看错了，这是对主席思想学习不够。 另一点，我想讲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有敌情观念，我们面前还有美帝国主义，还有苏联修正主义，还有各国反动派、蒋介石等等。江青同志刚刚讲了这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敌人当然会垂死挣扎，拿他们就不会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利用我们的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干反革命活动吗？来破坏吗？昨天我们收到香港造反派寄来的一本书，书名叫《刘少奇语录》。毛主席的语录不是有林彪的题词吗？刘少奇的语录有刘少奇的题词；毛主席的语录有毛主席的像，刘少奇的语录也有刘少奇的像；咱们语录 33 节，刘少奇的也有 33 节。写这个书的人叫司马文（音），是美国《展望》杂志的反动编辑。这就看到敌人没有睡觉，不仅有我们内部走资派，而且还有外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这不能说明他们有力量，只能说明他们穷极无聊，也证明形势是大好的，他们的命运是接近死亡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胜利，但是要同志们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努力。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讲话。我想补充两个问题，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问题。关于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刚才伯达已指出了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估计。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登的文章都认为形势大好，为什么说大好呢，江青同志讲了要有比较，首先敌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去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红卫兵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起来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始展开了两天路线的斗争，经红旗杂志一号召，响彻天空。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提倡的，上海工人创造的，开始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从上海马上席卷到全国，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深入了，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暴露出我们党内确实有一小撮走资派，在党内掌权的，需要夺他们的权。经过思想革命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精神的准备。几个地方的经验证明，如上海、山东、山西、北京、黑龙江、贵州的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可以采取各种形式，但道路就是一条，就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是要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要三结合么！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有许多经验需要补充。这半年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出，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但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是前进道路上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三依靠、三相信，敢于发动自下而上的尊重群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大革命，进一步进行夺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这没有前例可依靠，就是靠我们在斗争实践中取得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那能一帆风顺呢？一帆风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可能直线上升，这也是实践经验。特别是革命小将，因为你们不仅亲身参加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你们还要教育你们的后代。将来还要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是螺旋式的上升，不是重复。对于我们老一辈来说，那已经看不见了。这样一种形势，就是年青的时代，在前进，这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去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管在党内还是政府内，与我们的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今年我们伟大领袖发现了最可靠的是三个依靠，而最有组织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和有组织的毛泽东思想精神力量合在一起，所以毛主席把“三支”、“二军”的任务在今年正月份、二月份放在解放军身上了。这半年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事实证明解放军是可胜任的。不要认为青海出了赵永夫、内蒙古出来王××、武汉又出来了陈再道，这是少数人嘛！广大的解放军是最可相信的、最可依靠的，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和支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我们想一想没有有组织的力量，人民解放军，我们党发动群众如果还没有组织起来，敌人就会乘虚而入。我们的文化革命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作领导，没有这就谈不上运动。但还要有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广大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要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的总结经验前进。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只要命令下来，说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下来的命令，只要把问题谈清楚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亲自参加的，我们很了解。如青海赵永夫之流那样的反革命事件，只要把问题一讲，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腐一样。马上刘贤权同志一回青海，依靠广大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人民，过去一些受蒙蔽的解放军曾接受命令开枪，但是领导一变，军民鱼水一样相亲，青海的形势马上改变了。内蒙古问题只打了一枪我们发现了就注意，拿来解决，他开始采取两面派，少数几个领导逐步暴露、逐步发现、逐步暴露揭出来以后，广大军队经过教育马上就改变了。 七月二十日 谢富治、王力所以能光荣归来，当然是毛主席的威信，但同时实际上也是武汉人民解放军的大力的、实际的支持。这半年的夺权斗争中人民解放军起了这个支持作用，这个伟大的意义，不只是这半年，前半年也是这样的，你们想一想，去年一千二百多万红卫兵在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曾有一个时候达到三百万，秩序那样好，这就是人民解放军加以保卫、加以组织，秩序井然有序，主席看到以后，想到实行军训，这是经验么！这是世界上别的国家都不敢想的，我们可以在短短四个月内一千二百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接受主席的检阅，这是多么伟大的创举呀！没有人民解放军能做到吗？当然工作中小缺点还是有的，但你们想想，就拿北京一个地方，解放军完全出于好意组织队伍，而红卫兵完全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还冲伤了很多人。我们经常接触傅崇碧同志、郑维山同志，经常向他们表示对解放军的敬意，但是没见到他们有一句埋怨的话。你们想一想这真是我们人民的子弟兵，劳动人民的武装，毛主席的军队，林副主席指挥的队伍。我想起来就非常激动。因为我亲自接触的打武架，一直打到北边。那么多受伤的没话说。全国有的地方武斗，解放军的枪被夺了、衣服被夺了、领章被拿了、帽章被拿掉，可还是保护。他们想一想毛主席、林彪副主席下的命令就是不动气、不动口、不动手。有时还是动了气，但是不骂人，不开枪，几乎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甚至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都做到了。一个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能做到吗？哪个国家能做到？真如陈伯达同志讲的，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这样一个军队出这么几个人，只要一暴露没有什么了不起。陈再道打仗是常败将军，不是常胜将军，他一叛乱马上就解决了，举个例子，他的军区直属的指挥营长挺起胸膛保护王力同志，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曾指挥战士要拿枪口对准王力，警卫营长站起来顶着枪口说，要打就打我，不能打王力同志，并说枪一打，你们的性质要变了。多么英勇！这样，兵士的手也软了。这是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这是党的领导，这不是一天一日的成长，是几十年的革命传统。同志们要想一想。这三相信、三依靠，其中最重要的关键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毛主席在今年一月份把伟大的夺权任务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只要事情一发现纠正就很快，所以主席说，只要解放军懂得了想通了，主席说、林副主席说了，改得很快，解决了许多地方，如山东军区一想通了马上承认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决不象过去党内走资派那样，过去他们也是解放军，但变了质了，如江渭清、谭启龙因为做地方工作变了质了。 “五·一六”伟大的历史文件敌人看了害怕。“五·一六”（通知）的发表证明了我们主席的伟大，当时先批彭、罗、陆、杨，先批二月提纲，最后一段是主席加的（念最后一段），主席的思想是已经有所准备的，因为刘邓陶是后来抓出来的，并不是“五·一六”时抓出来的，所以“五·一六”文件的发表对世界有历史意义。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敢于这样做，所以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传之后代。这个问题影响大，所以他们把已丢掉在垃圾堆的赫鲁晓夫拉出来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有什么用处？连帝国主义也晓得不起什么作用，这只不过是搞了几个电视。刚才说香港搞什么刘少奇语录，证明我们批判党内一小撮刘邓陶不是对了嘛！所以“五·一六”，“七·二○”行动证明毛泽东思想在我们军队里的无穷威力。刚才康生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像、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让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像出边界。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鼓舞着边境的工人进行斗争，这是蔑视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大的小的都证明了这一点，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 另一种说法说什么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那么刘邓陶还能复辟了。说刘邓还要那么大力量，这是香港报纸西方舆论家说的，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说，出来陈再道，全国各地都有刘邓的代表人物，那能有这么回事。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什么造反派的任务就是要武装自己，揪出军内一小撮，武装夺权政权，借战争解决问题，给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打开一个缺口，现在我很注意这个问题，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听北京红代会说北京不能夺权，就要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了。怎么能把自己的力量，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解放军的力量看得这么轻，把刘邓对军队的影响看得那么重，简直是完全相反。就拿受蒙蔽的百万雄狮来说也只是一小撮头头干坏事。一旦陈再道被揭露了大家就明了，曾司令员到北京来说他们对独立师只做了半天的政治思想工作，独立师就很快的离开了武汉，就是那么听话，你们敢于那么设想吗？你们应该这样设想，要学会分析形势。去包围谢富治、王力及北航的同志首先是公检法，然后是百万雄狮，最后是独立师的一部分，气势很凶，最后把王力架走了，闹得很凶。但最后把王力救出来的也是解放军嘛！事情一揭发，独立师半天就交了武汉三镇，这是毛主席的威力，是林副主席指挥的威信，所以我们才敢于那么做。 现在夺权斗争是发展的形势，向着更广度进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权力机关，先要经过军队的支持，组织革委会筹备小组，然后过渡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不错，我们不否认军队是有些保守思想，可能跟刘邓陶的某些反对思想有共鸣，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事实是可以教育的。即使是独立师的干部，军区、军分区的干部首先要一分为二，好的是大多数，即使坏的部队，好的也是大多数，即使不好的少数叛乱的，如赵永夫、陈再道、王蔡、刘荣这样的人也是极少数。不能因为武汉出了陈再道，就到处抓陈再道，有的同志提出要抓广州的黄再道，因黄永胜同志是司令员。他是好的司令员。又如批判谭震林时，到处抓谭式人物，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呀！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军队犯了路线错误，与党内、政府内犯的路线错误，还要有所区别，为什么呢？因为刘邓的黑线是在党内、政府内影响大，而去年六、七月的反动路线在全国各省、各部执行的多，所以他们改正错误慢，甚至有的至今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军队就不同了，军队的三支二军任务极繁重，对军队的同志讲，任重而道远呀！路途很长，而他们又没有经验，本来军队就是工作队、宣传队、战斗队么！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群众工作教少了，去年河北地震，一八七师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几乎每个村都宣传到了，地震的损害是那样的大，但经过宣传，群众的生产精神和革命精神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去年得到了丰收，今年又得到了丰收。即使如此，这几年接触群众较少，当然有些领导因长期脱离群众与群众疏远了，加上军队的传统观念及其受黑修养的影响，还有一个纪律，一切听指挥，军队内的党、团员、五好战士他们对地方党的领导开始不象闯将那样敢于怀疑，敢于提问题，军队慎重些。开始是会出些偏差和错误，但经我们讲清楚，他们就会站出来承认的，承认了就会改变的。尤其是野战军，更是要拥护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参加地方工作，不象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所以对他们支左要基本上认识，要相信依靠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些保守派或坏头头，甚至敌人挑动了群众来夺人民解放军的枪，这是不少地方发生了的。夺解放军的枪，夺野战军的枪，夺军衣、物资，甚至打人、抓人，把解放军的政委、参谋抓走。现在面临着的问题是对解放军是不是信任，是不是把解放军看作我们的依靠力量，这么一个问题，我想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一点。对解放军我们不能象去年那样抓一小撮，那样的话要犯大错误的。这个问题必须区别开来。反对路线的错误是由于实践经验缺乏，听主席的话懂得了错误，承认了改了就好了。至于还没有调查研究，与北京通个电话就贴出标语，什么广州的陈再道，有那么多的陈再道呀！这样影响很不好，使广大战士听了很难过么！他们明明知道司令员是好的，老革命么，立了许多战功。当然还要立新功，不要吃老本，这是主席的话。我们勉励他们这样做，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我们小将不是要学习解放军吗？就是要学习有了错误就改，要帮助他们改嘛！现在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要夺谁的权呀！如果夺走资派的权，那么我们联合起来三结合，不是夺了权吗？如他们是武装叛乱，那我们才能武装起来夺他，陈再道的叛乱不过是一天而已，一天也说不上嘛，当时就站出来那么多解放军嘛！沈阳军区付司令员曾思玉调到武汉当司令员，刘丰当时是保护王力的，可是现在有一小部分对他们反而怀疑起来，这是不对的嘛！这是最高统帅、付统帅的命令。武汉的形势很好嘛！而且在解放军的指挥下很快的武装了一部分人民，你们提到武装人民是对的，但必须是有组织的，首先应当武装的是产业工人。如北京来说现在工代会几乎要分了，一个厂里的造反派也没有联合起来，如果没有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就不能武装，如果武装了打起内战怎么办呀？如上海、武汉的条件较成熟。湖南有一部分、江西有一部分地方较成熟，这就是说要武装人民、武装左派，但左派一定是联合起来的左派，而不是二派相争、打内战。保守派被人挑动或糊涂夺取了武装的，应把他们的武装要回来。现在发生较紧张的问题是武斗问题，夺枪的问题，如何武装左派的问题，如何劝阻农民进城的问题。农民不愿进城，是受蒙蔽的，进城一看不行了，知道上当了，他们就走了嘛！可以说服、可以教育的。关键在我们红卫兵小将们，在去年是急先锋是立功的，现在我们这样肯定，将来还这样宣传的。现在要求你们前进了，各地的事情靠各地自己解决，武汉就是靠武汉自己解决的。开始在陈再道的蒙蔽下不知哪些干部亮相，陈再道问题出来，马上就有很多好的干部站出来亮相，问题就提前解决了嘛！这样的事在许多省都可以遇到，那么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是前进还是后退呢？肯定是前进，因为矛盾暴露越彻底，解决就越彻底，就是这么一个辨证的发展，靠谁解决呢？主要靠那地方的革命群众，革命的干部，革命的武装，革命靠自己嘛！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出去也要有组织的，如中央到各地去调查某个问题，吸取一些有组织的红卫兵，要是一派的，如一个学校的，如跟王力去武汉的是北航的，起了好的作用。人不要多，要意见一致，要统一领导，如两个学校互相意见不一致，本身就是把派别的斗争强加、影响到那个地方不好。 现在有两种情况，到底是有组织去参加斗争取得经验，还是无组织的串连，这是我要说的一个问题，自由串连，对各地是一个大包袱。武汉造反派到北京来说，武汉去了一、二万了，招待就是一个大事。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家，北京总有一种优越感，北京的红代会应去掉优越感，应是革命的群众革命不分先后，有时搞不好，后来居上嘛！由于我们骄傲自满了，完全可以被人家赶过去。所以自由的窜流本身是无组织无纪律，如果红代会组织起来，许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应当打个招呼嘛，最近蒯大富说清华走了五千人，他自己也无法完全分析清楚，五千人影响许多地方工作。别的学校也不少。怎么搞的火车票？可以责备我们，我可以承担错误。问题是大家不买票，有些人硬挤到火车上。我们革命委员会主任带了红卫兵头头去动员，当时答应了，就散了。但富治同志一走，他从别的门又进去了，那么北京火车开，还是不开？北京车不开，火车积压，就要影响经济生活，如果不开车，郑州许多货物走不掉。叫他补票又不肯补。现在最大的希望要大家认清形势，北京红代会应该安下心来学习全国的经验，进行批判，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首先是刘邓陶，有许多东西可以批判嘛，天安门开了会以后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完全有材料了嘛，而且学校也要改革，这是当然的，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努力。然后，请你们各个学校在这个基础上搞一个调整，当前需要调查的就是制止武斗的问题。不能夺解放军的枪，夺枪夺衣服啊这完全是不对的错误的嘛！还有冲击，我们说过去把冲击过分看严重了，现在就大量冲击军区，这个总是不允许的嘛，是不是？六六通令也说了这是不对的，要劝阻。劝阻农民不要进城，既不要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要妨碍生产，这些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做这些调查，通过学校，搞一些有关的，综合性大学就可以起这个作用。还有一些专用性的大学，比如最近戚本禹同志提议，我们两人商量把矿业学院分到全国重要的矿井，首先搞一些运动，第二再搞一些工作。现在煤炭降得很低，就是因为首先是内部的派别斗争，上面还有错误的领导影响，第二当权派在后头操纵，就和地方上联系起来，有的地方生产出来因为运输的积压运不出来，有的货不卸……这些原因要求疏通，要求抓革命促生产。那么矿业学院就可以去了，就如同过去疏通铁路由铁道学院。这样，北京有专业学院几十座都可以做做工作嘛，让我来安排，大多数人留在本校搞斗批改，还会有一部分人有组织地出去。北京这个红卫兵发源地，大专学校大部分的力量还是在内部搞斗批改，一部分到外边抓革命促生产，帮助调查。调查又丰富你们的知识，丰富你们的经验，这个我们最近要有组织地来进行的。更加要求红代会，特别是大专院校红代会。我们要在这个上表现林付主席要求的三性，既有丰富的革命性、也有很好的科学性，你们比较懂，有丰富的知识，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青年时搞五四运动的中学生那不知要好几十倍几百倍了，你们的小资产阶级毛病应该比我们那时少得多啦！我们那时还没有接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嘛！所以想到我们年青的时候，就想到你们应该比我们，的确也比我们高明多了，我们总想你们更好一些，在组织纪律性方面要更遵守，这就是我们的要求。 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六六年、六七年毕业的，在生活上我们可以解决，大概很快就要发下这个通知，工资分成两类，六六年毕业生照过去毕业生的待遇，因为已经有一年了嘛，六七年毕业的也差不多少，就是说生活由国家负担，至于分配的地方，如果分配的地方欢迎、需要，你们又愿意去，那就马上可以去了，的确有些地方闹革命，还不能接受很大一批毕业生，那只好晚一点，留在学校参加学校的斗批改。出去做调查工作的，比如抓革命促生产的，一样可以享受这个待遇。这个问题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商量。 总归一句话，希望你们相信我们伟大领袖所说的三相信三依靠，当然是一个完整的，不能割裂开，没有群众基础谈不到我们工农子弟兵、谈不到我们的革命战争，也谈不到毛泽东思想的天才实现。当然是群众，毛主席讲一切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是群众得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组织起来，而且不断加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第二、我们的军队就是用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当然也有错误，但是总会改进的。第三、就是依靠大多数的干部，好的比较好的。通过教育，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部在学嘛，向你们学，向解放军，也跟我们自己同志们学，本着这样一个精神，照主席讲的三句话，按林彪同志的三性要求鼓励自己，不断努力，不断改造自己。我们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主席所要求的，今年一周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我相信明年，到明年五、六、七、八月会比今年更好，那时候就到了刚才陈伯达同志所说的开花结果了，我的话完了。 谢富治同志的讲话 同学们，今天晚上的座谈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会议。今天周总理、文革小组的同志们除了王力同志脚还没完全好，都全部到了。今天有四位同志，伯达、江青、康生、总理都讲了话。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呢？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好形势，但是在我们首都北京，群众对这个大好形势在思想上有些不大一致的看法，所以需要中央文革小组、周总理和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把当前形势和你们再讲一讲。五十八个大学大概都来了，今天来的主要是大学，中学来的较少，所以中学在外面很多同志在那里叫喊。我看我们有六百多所中学，大学一个学校来两个不过一百几十个人，中学如果一个学校来两个，就要一千几百人，会就不好开来。所以主要来的是大学。工人来得更少，不过一、二十人，还有三军的造反派来了几十个人，这点希望中学的同志加以原谅。我有个建议，希望大学的同志们把今天四位负责人的讲话能整一份记录。你们都是大学生，我这个人没有读过书，不要到街上去贴大字报，可以几个学校一齐整一整记录，然后到大学里面去学习，学习一个礼拜，然后再配合最近一个时期的社论，还有中央其它方面的指示，把当前的有利形势，当前的问题好好讨论一下。但是要把四个人的讲话统一起来整理。武汉、汉口的三新三钢是这样做的，他们整理一个记录，王力同志看了，几派一起整理的，是很客观的，不能有利我那一句就记下来，不利我的那一句就不要了。整理以后应该学习一个礼拜。听了同志们的汇报，我这个人受到批评，他们不愿意讲，我在这个大会上讲一讲。听了汇报感到北京市没有好好抓大批判，也没好好抓革命的大联合，我说批评得对，很好。这件事情我做得不够，不过你说我完全没有讲也不对。听了他们的讲话以后，根本看不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刘、邓、陶、彭、罗、陆、杨，怎么样进行大批判、中批判、小批判，从各方面加以批判。这个东西在这里听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怎么进行革命大联合。就是打内战，就是靠压，虽然人家说我是个有名的和稀泥的，很抱歉，我这个工作作得不够，应该有自我批评，大批判我做得不够，革命大联合这方面我有缺点，向你们承认错误。制止武斗这一方面我也有缺点，但是我也讲过呀，工人上街游行让我去，只要不是派别的，只要是统一的我就参加，那一派的我不参加。这件事我做得很不够。大批判和革命的大联合，刚才江青同志讲了还有革命的三结合，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和周总理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所指出的，北京所有革命派应该沿着我们伟大领袖这条航线，这条无产阶级的航线前进。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指导我们这条航线，通过中央的许多指示、报纸，通过讲话，我们还是沿着这个航线走呢？还是沿着那一个机关、那一个学校的某一个人？还是那一个动态组来了一点什么形势分析，那一个地区出来一点什么事情，集合了一点什么人，做了什么形势分析，我们是沿着这个形势分析走，来干扰我们伟大领袖所指引的这条航线？我想我们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身边，中央文革小组的身边。不仅看报看得早，而且指示得到早，经常和同志们见面，北京学生到外地去影响大，北京的革命派确实在革命中起过点火作用，推动作用，这一点各地的造反派都很感激。当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在下去的学生也不完全统一。他两个人还要办一个什么什么学校，什么什么东方红或是什么家伙，发表一个一万字或几千字的声明，其实他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可是那个震动不得了。所以同志们要记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不要受各种各样的干扰，今天每个大学的负责人都来了，我们究竟是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通过指示、报纸、通告，正式传达的这条航线走呢？我们还是跟着人家，今天有一个什么分析，明天又一个什么声明，那里又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去打，去做呢？这个不好，我们一定要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航线走，不受各种干扰。 最后还要讲一个拥军爱民的问题，对军队要有个正确的看法，它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缔造和哺育成长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特别是在京部队直接受到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四月份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一个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口号，因为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主导作用，是为了解决军队和造反派间各方面关系的一个口号，我们在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继续提这个口号，拥军爱民就是刚才总理讲的三相信三依靠，当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这个阶段，军队这个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有我们这支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不要随便乱讲，要有足够的估计。刚才总理讲得很清楚。我没有别的话，我就是这一条建议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把上面所有同志的讲话不要简简单单地出两张大字报“好得很”或者怎么样，那个没有作用，能够整出真实的记录叫大家看到，而且学习几天，根据这几天人民日报、红旗社论和中央指示学习一个礼拜。讨论形势，这就叫我们真正跟毛主席、跟党中央、跟文革小组。如果就是出一张大字报“好得很”那个不顶用，人家也不知什么内容，那个内容各取所需，喊好得很的就是那一句或两句，其它他都不要的，（康生：有一张大字报可以写，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串连是造谣。）工代会的同志们是不是也可以讨论一下，中学同学也可以讨论一下，坐下来大家不要去串连了。已经外出的人，都把他们找回来，好好按照刚才几位首长讲话把北京革命工作推向前，大批判、大联合搞得不好，责任都在我身上，承认错误，但是需要同志们支持一下。我可以检讨，但是你们要支持。你们用不着检讨。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煤炭，京西煤矿，每天××多吨煤，在全国煤矿中是比较好的。昨天我在一万工人中讲了，北京有一个机关，出了几十辆汽车，到那里去打架，究竟谁打谁我也弄不清，但是打死了一个人，我在大会上没有点名批评这个事情。这个不对，刚刚鼓励这个地方生产好，是不是要把这××吨煤搞掉，搞掉了以后我们今年北京，先跟你们打个招呼，北京今年就没有煤。引导去打架的这个人我也没点他的名，不知今天来了没有，如果批评错了我承认。但是我关心那××吨煤。什么错误都可以承认，但是不要把那××吨煤搞掉了。我可以到那个煤矿去住两天，矿业学院的学生也要关心一下，没有煤不行，（周总理：我很关心铁路）铁路和煤是连着的，戚本禹同志前天就是专门去管了煤了，好得很。别的没有什么，可不可以写一下记录，可不可以传达一下。还有，把外面那些中学生同学动员回去，他们的脑袋大概非常热的。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不能冲，我说过好几次了，以后冲了我可不再做自我批评了。 散会。